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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完《居里夫人》后我很受触动，居里夫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，发现了镭元素。父亲对我说，“你要像居里夫人一样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我就这样慢慢培养了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红星新闻：所以您是在父亲的启蒙和熏陶下，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路？

FOF的业绩颓势，甚至影响了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。2018年3月，证监会正式发布《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（试行）》，指引明确要求养老目标基金采取FOF形式运作。同年8 月，华夏、南方、广发、富国、嘉实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养老目标基金正式获得发行批文。与首批FOF的募集火热相比，养老目标基金颇受冷遇。12只养老目标FOF中，除了富国鑫旺稳健和广发稳健养老分别首募5.2亿元、8.83亿元外，其余10只首募规模均低于5亿元，且较多集中在2亿–3亿元。

有评论认为，专项抵扣机制的建立为政府提供了有效工具，使政策更能够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。而在刘尚希看来，专项抵扣更多的是出于公平的考虑，而非所谓的调控需求。因为实现这种调控需求的成本相当高，操作难度很大。这涉及对纳税人信息、家庭成员信息的全面了解及其真实性的甄别。在此基础上，还要制定相应的标准，确定哪些可以扣，哪些不能扣。此外，还需要有法律的支撑，例如如果发生争议需要仲裁机制等等。

我们招的这些学生当中，后来产生了7个院士。“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”是“两弹一星”战略中的一环，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下，我们想的就是，一定要造出原子弹，为国家争这口气。后来，我们觉得这样训练一年的教学质量还不够高，就开始从本科新生中选拔。1958年后，北大正式成立了原子能系，后来改名叫技术物理系。我也就“正式”地成为了北大的教员，走进了燕园。

香港城市连廊最早出现是出于商业发展的需要，很多地产开发商为了将自己位于不同区域的物业联系起来，以舒适便利的环境吸引更多的消费者，就建设了各种天桥。经过多年发展，曾经的商业设施演变为今天的便民设施。随着空中连廊系统的不断完善，店铺也越来越受益于密集的人群。这些空中步道使大厦二层、三层的“楼上铺”变成了人们经常光顾的“首层商铺”，大大激发了商业活力。

刚当上校长时，我的心情特别紧张，晚上根本睡不着觉。我知道自己和蔡元培先生这些老校长相比，无论是在学术成就、人格魅力还是行政能力上，都差得太远。我其实也没有多少行政工作方面的经验，说真的，这个校长不好当。我一直都反复地说，我当校长不适合，我是一介书生，没有这个能力。我本身没有多大的能耐，都是机遇使然。但既然硬着头皮当了，我想，我要对得起‘北京大学’这四个字。至少在我这一任上，能够朝着符合北京大学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。